一九三四年，上海乾乾书社出版了一本叫《古今名人命鉴》的书，作者徐乐吾在书里评价了五百多位名人的八字。

评到蒋介石时，他写下一句话：“绚烂归于平淡，其功成归隐之时乎。”当时蒋介石正任委员长，正是权力最盛的时候。徐乐吾话说得相当含蓄——他没有说蒋会败退台湾，但“甲辰运之后功成归隐”这个判断，放在一九四九年的语境下再看，确实让人侧目。

不过徐乐吾这个人的故事，比他算别人精彩得多。

徐乐吾是浙江武原东海人，生于光绪十二年，出身世族，十四岁就没了父亲。

他为什么会走上命理这条路？说起来有点荒诞——他小时候被一个半吊子算命先生批了“夭寿”，也就是活不长。父母吓坏了，带着他四处找高人想办法。小徐乐吾跟着跑了不少地方，见的术士越多，越觉得不对劲：这些人说的话互相矛盾，有的说他“独杀透清，必有大为”，有的说他“丙临申位逢壬水，夭寿之征”。

到底听谁的？

他在自评里说：“余以其言未能满意，感叹真学者微乎其微，立志决心自己研究。”

一个少年，因为被算命先生吓到了，决定自己搞清楚这门学问。

这个起点非常有意思——他不是信命才去研究命的，他是不信那些算命的才去研究命的。

早年的徐乐吾其实是从政的，他进过政界，但仕途并不顺利。他自己批自己的八字时说得很清楚：“甲运偏印化煞，可惜局中木无根，虽出场甚利，置身政界，不能有所作为。”后来他退居上海，专研命理，成了职业算命先生。

三十年代的上海，他的润金有明确的价目表，刊在《穷通宝鉴评注》的版权页后面，还附了“介绍券”——相当于今天的优惠券。这说明他的生意做得不小，已经到了需要用营销手段来管理的规模。

四十年代他南下香港，常驻当时的高级酒店六国饭店为人批命。他给客人批完命造之后，经常加四个字：“姑妄言之”。

这四个字很值得琢磨。

一个靠算命吃饭的人，在自己写的批语后面缀上“姑妄言之”，多少有点自我解构的意味。

徐乐吾一生最重要的工作，其实不是算命，而是整理和评注古籍。他先后完成了《子平真诠评注》、《滴天髓征义》、《穷通宝鉴评注》、《造化元钥评注》等一系列著作，后来学界称他为近代子平命理“书房派”的代表。

在他之前，这些古籍大多是坊间粗制滥造的版本，义理不通，错讹百出。徐乐吾花了大量精力去订正、注释、完善，让这些几乎要失传的东西重新有了系统的面貌。

有一篇序言评价说，“使斯道得一详明而有系统之研究，将来在学术上之地位，植一基础，其功不在禹下矣。”这话当然有夸大的成分，但徐乐吾确实是把命理学从江湖手艺往学术方向推了一把的人。

不过也正是这些评注，给他带来了最大的争议。

争议的核心是一个叫梁湘润的台湾命理学家提出来的。梁湘润在《大流年批道法》里说了一段非常不客气的话：“近代研究命理之人士，大抵都有近半数受徐乐吾的批注所影响。按徐乐吾的立论，大抵只在近似，他更有时好自圆其说。譬如已知某人是好命，就将此八字大做文章，引经据典，硬把此八字说得如何如何的好。如果已知其为坏命，又迁就其实际，而大加贬抑此造，时常自圆其说过度，而令人有啼笑皆非之感。”

梁湘润举了一个极其尖锐的例子。

段祺瑞的八字是乙丑、己卯、乙亥、壬午。徐乐吾在《古今名人命鉴》里评这个八字：“此造月令建禄，亥卯结局身旺任财，妙在己壬两透，中乙隔之，己禄于午，壬禄于亥，财印皆得禄为贵，五福骈集，寿近八旬。”

同一个八字，在徐乐吾编订的《滴天髓征义》里，对应的是一个苦僧的命造，他的批语变成了：“己土之财，通根在丑，得禄于午，似乎身财并旺，不知己土之财，比肩夺去，丑土之财，卯木克破，午火食神，亥水克之，壬水盖之，无从引化，所谓上下无情也。乙亥运妻子俱卖，削发为僧，又不守清规，冻饿而死。”

同一个八字，段祺瑞做到民国元首，苦僧冻饿而死，而徐乐吾给出的解释完全相反。

梁湘润的结论是：“徐乐吾只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已。”

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呢？

从命理学的内在逻辑来说，确实说不过去。但如果放在徐乐吾的处境里看，事情可能更复杂。他做的是评注工作，评注的对象是已经发生的事。事先不知道结果，和事后拿到结果再去找解释，这是两回事。徐乐吾的问题是，他很多时候是在“事后解释”，而不是“事前预测”，但他写出来的口气像是“事前预测”。这种姿态上的模糊，才是梁湘润真正不满的地方。

不过徐乐吾也有非常坦率的时候。

胡汉民传世有两个八字，一个是己卯、丙子、丙子、丁酉，另一个是己卯、丙子、丙寅、丙申。徐乐吾在《古今名人命鉴》里把两个都收了进去，对第一个的评价是“月令官星，年印时财，两不相碍，格成三奇”，对第二个则说“寅申相冲，财印两伤，主虽正，奈辅佐冲突，不得力何？为成中有败也”。

他明明白白地承认自己拿不准哪个才是胡汉民真正的八字，写了一句：“或有传其为十月廿六日申时者，则成中有败矣。”

一个连当事人的出生时辰都搞不清楚的命造，他没有硬套一个结论，而是把两种可能性都摆出来。这种态度在职业算命先生里其实很少见，多数人会选择蒙一个时辰硬往下批，但徐乐吾没有。

而就是在这本书里，他写下了对胡汉民命运最关键的一句判断。在评胡汉民行运时，他说：“行运财官印俱为所喜，惜多冲激，起伏无常，现行午运，丙子年尤当为国珍重也。”

这句话写于一九三四年。胡汉民的八字地支中子卯相刑、寅申相冲，本身就刑冲不断，而一九三五年起他步入午运，午与月柱子水天克地冲。丙子年即一九三六年，流年与月柱伏吟，又与大运庚午天克地冲，在命理上是大凶之象。徐乐吾写下“为国珍重”四个字，实际上就是在说：丙子年这道坎，你可能过不去。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胡汉民在广州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发脑溢血，于当晚七时四十分去世，距离徐乐吾写下那句批语，不到两年。

刘秉荣在《国民政府秘史》里记下了这个场景。一个在书斋里翻着命盘、连胡汉民生辰都拿不准的评注者，却在对方活着的时候提前两年点出了那个致命的年份。这件事比蒋介石那条“功成归隐”的批语更具体，因为蒋的验证等了一整个时代，而胡汉民的验证只隔了两年。

真正让徐乐吾这个名字带有某种宿命色彩的事情，是他对自己死期的推算。

他的八字是丙戌、壬辰、丙申、丙申。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写了一篇自评，分析自己的一生，他说自己“天干三丙，通根戌库，弱是之微旺”，但“丙临申位绝地，虽通根戌库，干得比助，决非其敌”。

最关键的一段话是：“六十二岁丁亥，冲命，火又被泄克，寿元至此而终。如六十一岁不死，当至六十三岁戊子年，决不能延至六十四岁的己丑岁，因戊子年申子辰乃大水局故。”

他说自己六十三岁戊子年必死，因为戊子年申子辰合成大水局，他的丙火命局扛不住。韦千里后来在文章里证实，徐乐吾确实死于心脏病，时间正是六十三岁戊运戊子年。

这件事在命理圈子里被传得很广，成了徐乐吾“奇准”的佐证。

但换个角度想：一个研究命理几十年的人，花了大量精力推算出自己哪一年会死，然后果然在那一年死了——这里面有没有心理暗示的成分？他是不是因为长期相信自己在戊子年会有大劫，反而影响了身体状态？

这个问题没法验证，但它值得被提出来。

一个命理学家算准了自己的死期，这件事本身到底证明了命理学的准确，还是证明了信念的力量？徐乐吾自己可能也没想清楚这个问题。

在老黑看来，徐乐吾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很难归类的矛盾。他少年时因为被算命先生误批而走上研究命理的路，但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工作却是整理古籍而非给人算命。

他评注的《子平真诠》、《滴天髓》、《穷通宝鉴》后来被韩国、日本的命理学者奉为必读书，韩国的命理学界甚至说，徐乐吾的影响力是绝对的。但同时，韩国的学术论文也承认，他的评注因为随意解释原文的重要术语，反而让后人理解古典时产生了混乱。

他既是经典的守护者，也是经典的篡改者。

他让很多人通过这些书入了门，也让很多人因为这些书走偏了路。这种矛盾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那个时代所有“整理国故”的人共同面对的问题——你用当代的知识框架去解释古代文本的时候，到底是在保存它，还是在改造它？

徐乐吾死于一九四九年。

他留下的那批评注，直到今天还在再版，被一代又一代的命理爱好者当作“标准版本”来读，但他自评里那句话，或许才是他一生最诚实的注解。

他说他十四岁失怙，三比帮身，“颇得互助之益”，但“才滋杀为忌，土晦火宜非喜，故妻子均不得力”。他算了一辈子命，最后留给自己的判词是：性情燥急孤傲，落落难合。

他一生最大的心得，劝别人“姑妄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