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春，延安一孔窑洞里，陈少敏读完一封来信，整整一夜没有合眼。信的内容并不复杂：涂正坤失散多年的原配妻子还活着，她历尽艰辛，正在寻找丈夫。
真正让陈少敏难以平静的，是信纸背后的那段遭遇。一个女人在战乱中与丈夫失散，靠着信仰和一点活下去的念头，熬过饥饿、追捕与漫长等待。这样的处境，她太能理解了。
陈少敏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家庭的破碎。
早年在青岛从事秘密工作时，她与任国桢以夫妻身份作掩护。两人在共同工作中产生感情，后来结为夫妻。那段日子很艰苦，任国桢化装成人力车夫，借机接触工人，陈少敏有时坐在车上配合他。车轮滚过街巷，夫妻二人既要完成任务，也要提防敌人的眼睛。
1931年，任国桢被捕。11月13日，他在太原英勇牺牲，年仅33岁。此时的陈少敏还怀着孩子，组织为了避免影响她的工作，暂时没有将噩耗告知。女儿出生后，她才知道丈夫已经不在人世。
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为了继续开展地下工作，她把年幼的女儿送回老家。不久，孩子因患麻疹夭折。丧夫、丧女接连而来，这种痛苦并没有被时间轻易抹去。多年以后，任国桢的照片仍挂在她的卧室里，仿佛那段婚姻从未从生命中离开。
正因为经历过失去，陈少敏读到那封信时，才会如此动容。
当时，她与涂正坤已经在延安结婚。两人有相近的年龄，也有共同的革命信仰。涂正坤出身贫苦，父母曾被敌人杀害，他本人长期从事革命工作。对陈少敏而言，这不是一段轻率的感情，而是并肩承担风险后建立起来的夫妻关系。
她没有立刻把信交给涂正坤，而是先替他收拾行装，缝补破衣服，又准备了一桌饭菜。涂正坤见她格外忙碌，笑着问：“今天怎么这样周到，是给我饯行吗？”
陈少敏没有回答，只把信递了过去：“你读吧，我到门外去。”
涂正坤读完后失声痛哭。他一方面为原配妻子这些年的遭遇难过，另一方面也陷入两难：眼前的妻子同样深爱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也在苦苦等待。革命环境下，婚姻问题并非只有个人情感，还牵涉责任、名分与一个女人能否重新获得依靠。
陈少敏拿着毛巾走进来，轻声说：“我理解你，也理解她。她此刻更需要你的安慰和照顾。”
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她没有痛苦。她同样流泪，同样舍不得这段婚姻。只是她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变成另一个女人继续受苦的理由。经过一番商量，在党组织见证下，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涂正坤回到原配妻子身边。
这件事之所以令人震动，不在于陈少敏说了几句动听的话，而在于她承担了决定之后的代价。她放下的不是一纸婚书，而是一段真切的感情，是一个本可以继续维持的家庭。
离婚后，陈少敏没有离开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她先后在华中地区负责重要工作，与李先念等人并肩作战，组织地方武装，巩固抗日根据地。群众曾用“陈大姐一到，老百姓开门睡觉”来形容她带来的安全感。这个称呼朴素，却比许多正式评价更能说明她在百姓心中的位置。
遗憾的是，涂正坤后来并没有得到安稳生活。1940年6月12日，平江惨案发生，他遭到杀害，年约43岁。陈少敏当年主动成全的那段婚姻，也因此再次被战争撕裂。
新中国成立后，陈少敏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仍保持着深入群众的作风。1962年，她到老根据地调查，车子还没有进村，便提前下车步行。群众认出她后围拢过来，随行人员想上前阻拦，她却摆手说：“别挡着，我就是来看大家的。”
这位经历过多次生死离别的女干部，后来很少把个人悲痛挂在嘴边。她把照片留在身边，把工作扛在肩上，也把那封改变婚姻的信，留在了革命岁月最难以言说的一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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