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9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站在张治中的遗体旁，亲自参加并主持了告别仪式。就在几天前，张治中病逝，有关方面曾提出建议：不举行遗体告别。周恩来听到后，当即表示不同意，并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老朋友。”

这场告别仪式看似只是身后礼仪，背后却牵连着两位老友长达数十年的交往，也折射出张治中身份转变的特殊经历。

1949年春，北平。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和谈代表团抵达这里，张治中身在其中。此时，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华北大片地区，渡江作战也迫在眉睫。谈判桌上，他面对的是周恩来；谈判桌外，国共双方的命运正在发生根本变化。

张治中并不是普通谈判人员。他曾任国民党军政要职，长期主张避免内战，也曾参与抗战时期的重要军事事务。可是，和谈最终因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而破裂。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4月23日，南京解放，张治中原本准备返回南京的计划随之变得异常艰难。

回去，意味着重新面对已经瓦解的旧局面；留下，则要面对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

周恩来没有用简单的政治口号劝他，而是从现实处境谈起。据有关回忆，周恩来曾提醒张治中，倘若返回南京、上海或广州，未必能够得到安全保障。谈到旧日往事时，他还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西安事变时，已经对不起了一位姓张的朋友，如今可不能再对不起你了。”

这句话中的“姓张的朋友”，通常被认为是指张学良。周恩来把个人安危、时局变化和历史旧事放在一起分析，既有对张治中的劝留，也有对这位老朋友的保护。

张治中当时最大的牵挂，是留在南京的妻子和子女。周恩来清楚这一点，便设法安排人员，将张治中的家人接到北平。家人安全抵达后，张治中少了一层顾虑，也更能够冷静思考自己的去向。

有一次谈话中，周恩来对他说：“留下来看看吧，国家总要建设，个人也要为国家尽力。”张治中没有立即作答，但局势已经替他说明了许多问题。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继续回去不仅难有作为，甚至可能陷入危险。

于是，包括张治正在内的部分和谈代表留在北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张治中出席会议。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步并非偶然，更不是一句口号就能解释清楚，而是他在现实与良知之间作出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西北地区的政务建设。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两人的关系也从旧日交往转为共同承担国家事务。道路不同的旧相识，最终在新的政治格局中继续合作，这在当时的高级将领中并不多见。

周恩来对张治中的照料，并没有停留在职务安排上。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张家人口较多，生活负担并不轻。张治中一度经济拮据，曾向傅作义借过500元以解燃眉之急。事情传到周恩来那里后，周恩来十分诧异，随即派人送去6000元，并托人转达歉意，意思是此前没有了解到张家的困难。

这笔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它解决的是日常生活，却体现出周恩来对老友处境的细致关注。张治中患有腿疾，周恩来出访期间，也会留意适合他的药物。没有时间亲自送，便让邓颖超代为转交。

1966年前后，张治中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那段时期社会环境复杂，医疗和生活安排都需要格外谨慎。有回忆材料提到，他住院治疗时曾使用“林友文”这一名字，居住和治疗地点也得到相应保护。即便身体衰弱，他仍关心国家事务。

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张治中已经需要坐轮椅，由儿子推行。见到毛泽东后，他感慨地说：“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说完，他试图从轮椅上站起来，停顿许久。这个细节，留下了一个病中老人对国家进程的复杂心情。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据记载，他生前曾表示，能够找到共产党，并在其领导下安度晚年，没有遗憾。张治中去世后，相关方面考虑到当时的特殊环境，提出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却坚持出席。

4月9日，八宝山革命公墓内，周恩来与张治中的家属、旧友一同送别。多年交情没有被身份变化割断，也没有因环境变化而被轻轻带过。张治中的秘书整理遗物时，还发现邓颖超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提到虎骨胶和燕窝，叮嘱他保重身体。

多年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仍让秘书前往张治中家中询问生活情况，并从稿费中拿出一部分予以帮助。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时，张治中的家人也前往悼念。两家人之间的来往，至此成为一段跨越战乱、政局与岁月的私人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