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7月，江西庐山，甘泗淇面对会议上逐渐升高的批评声，没有急着表态站队，而是反复强调，判断一项工作，不能只看口号和愿望，还要看实际效果。这位开国上将所维护的，并不是彭德怀个人，而是实事求是的原则。
庐山会议开始后，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信，谈到“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浮夸风、瞎指挥和群众生活困难。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对这封信作了严厉批评，会议气氛随之发生变化。原本带有调查和讨论性质的会议，逐渐转向对彭德怀的批评。
在那样的环境里，替彭德怀说话并不轻松。有人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会动摇干部信心，也有人把不同意见理解为对既定方针的否定。甘泗淇没有参与对彭德怀的围攻，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问题既然存在，就应当允许干部讲出来、查清楚。
甘泗淇和彭德怀并非旧日同乡，也不是长期共事的亲密伙伴。两人的深厚联系，主要形成于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甘泗淇担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彭德怀负责军事指挥。一个抓部队思想和组织工作，一个统筹战场行动，配合十分紧密。
有一次战斗后，一名四川籍解放兵在夜间思念亲人，向母亲的牌位诉说家事，还表示要参加解放军，为乡亲报仇。彭德怀得知后，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发自内心的经历能够教育更多战士，便让甘泗淇深入部队，总结其中的经验。
甘泗淇没有把任务停留在文件上。他带着干部走进连队，听战士谈身世、讲苦难，再把个人遭遇同阶级教育、诉苦教育结合起来。经过整理，这类做法逐渐形成群众性的新式整军，对提高部队觉悟、增强作战意志发挥了作用。彭德怀因此更加信任他的政治工作能力。
这种信任，建立在长期合作之上，也经得起关键时刻的考验。甘泗淇很清楚，支持彭德怀并不等于否定组织决定，更不是替谁争个人得失。他所坚持的，是对问题作具体分析，不能因为会议气氛变化，就把真实情况一概抹去。
甘泗淇1904年出生于湖南宁乡。1924年，他进入湖南政法专门学校学习，参加过反帝反封建的学生和农民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他长期从事宣传、组织和政治工作，逐渐成为我军政工战线的重要干部。
土地革命时期，他曾在湘赣苏区工作，也经历过错误路线带来的压力。面对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做法，甘泗淇坚持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职务可以被调整，原则却没有因此改变。这段经历，或许正是他后来敢于独立思考的重要原因。
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时期，他是贺龙身边的重要助手。贺龙重视部队的政治工作，也重视文化建设。看到其他部队的文艺活动后，贺龙曾提出：“我们也办一个剧社怎么样？”甘泗淇当即答应：“只要有需要，就能办起来。”随后，红二方面军的战斗剧社逐步建立。
抗日战争时期，甘泗淇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政治部主任，继续协助贺龙开展部队建设。解放战争中，他又与彭德怀在西北并肩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承担了大量思想政治和组织协调工作。
1959年的庐山会议，考验的不只是个人关系，更是干部能否在复杂气氛中保持判断。甘泗淇与贺龙关系深厚，却没有因为私人情谊去处理问题；他与彭德怀长期合作，也没有把支持意见变成无原则的袒护。正因如此，他的态度才显得格外难得。
生活中的甘泗淇同样朴素坦荡。他与李贞结为夫妻，两人后来都成为将军。夫妻没有亲生子女，甘泗淇并不把这看成生活的缺憾，还曾说：“有爱人就够了。”他们照料和帮助过不少战友后代，家中常有孩子来往。
遗憾的是，1964年，甘泗淇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脏病逝世，年仅60岁。消息传出后，彭德怀曾深感悲痛。那场庐山会议留下的复杂记忆，也随着这位老战友的离去，沉入了两位将领共同走过的革命岁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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