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三十万人的饭碗，压在一纸禁令前面。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马路上，解放军露宿街头，枪靠在身边，人睡在屋檐下。可福州路、会乐里一带，旧上海留下的另一套秩序还没散。
妓院的门还开着。
有人急了，主张马上禁娼。北京能一夜封闭妓院，上海为什么不行？
陈毅没有立刻点头。
这不是心软。
上海当时不是几条花街的问题。解放前夕，向警察局登记的妓院，一九四九年一月还有八百多家；到五月，仍有五百二十五家，登记妓女二千二百二十七人。明面上的数能算，暗地里的私娼、茶房、车夫、摊贩、鸨母、打手、房东、放债人，却缠成一张网。
一刀切下去，门关了，人往哪里去？
这才是陈毅迟迟没有动手的地方。
他心里清楚。
旧上海的娼妓制度，不是几个女人“学坏”那么简单。许多人是被卖、被骗、被生活逼到这一步。上海市民政部门曾调查一千三百三十四名妓女，十六岁到二十四岁的占了六成多，文盲占八成多，因生活困难、被迫、被骗、被卖而沦娼的，占九成以上。
她们站在街边，背后不是风月，是债契、拳头和饭碗。
所以陈毅后来讲过一句很重的话：“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受苦人。”
话落到上海，就变成了两步棋。
先不急着砸门。
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市军管会先让妓院院主到公安机关登记。公安、民政、妇联开始摸底，管住明娼，盯住暗娼，限制发展。妓院不能随便扩张，妓女不能随便买卖，旧社会那套明码标价的“生意”，先被套上绳子。
绳子越收越紧。
到一九五〇年底，全市登记在册妓院已经减到一百五十六家，妓女五百五十九人。
这一年多，上海还在打另一场仗。
物价要稳，工厂要开，特务要清，黑帮要压。旧上海的妓院背后，常常不是一个老鸨，而是一串流氓、恶霸、放高利贷者。公开封门容易，若保护伞还在，今天关了这一家，明天暗巷里又冒出十家。
陈毅要等的，就是这个时机。
他没有说漂亮话。
在新政权刚站稳脚跟的时候，禁娼不是贴一张布告就完事。几千名妇女收容在哪里？病怎么治？饭谁来供？识字谁来教？以后进厂、回乡、成家，谁来安置？
没有这些，所谓禁娼，只会把人从一条街赶到另一条街。
通州路四百一十八号，后来成了许多妇女命运转弯的地方。
上海妇女教养所设在那里。第一批被收容的，有持照公娼，也有站街私娼。她们进来后，先做检查，治病，再识字、劳动、学习缝纫、纺织等技能。
很多人身上带着性病。
这不是羞耻，是旧社会留在她们身体里的伤口。政府组织医院和医护人员给她们治疗，教养所里有病床，有课堂，也有劳动间。过去用来招客的手，开始摸针线、翻课本、学写自己的名字。
这一步慢，却要命。
北京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已经封闭妓院。上海拖到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整整两年半。
这两年半里，上海不是不禁，而是在把禁娼的地基一块一块垫起来。
到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公开妓院已经只剩七十二家。当天晚上八点，上海市公安局会同民政局、妇联等部门行动，封闭妓院，收审妓院主、老鸨等三百多人，收容妓女五百多人。
会乐里的灯，一盏盏灭下去。
福州路那片旧上海有名的红灯区，剩下的妓院被封。五十多名无家可归的妓女，被送往通州路的妇女教养所。汽车停在弄堂口，公安人员登记，妇联干部劝说，老鸨和老板被带走。
门关上了。
可这一次，门外不是流浪。
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五八年，上海先后教育改造公开妓女和街头暗娼七千五百多人。有人回农村参加生产，有人进工厂、企业劳动，有人经过学习重新安家。妓院老板、老鸨、恶霸受到处理，旧上海靠买卖妇女吃饭的链条被斩断。
这才是陈毅那句“不能马上砸饭碗”的真正意思。
不是给妓院留路。
是给被旧社会推下火坑的人留一条生路。
一九五一年以后，上海街头的公开妓院基本消失。那些曾经挂着灯、拉着客、靠剥削妇女赚钱的门面，换成了商店、住户、普通人家的灶火。
陈毅要禁的，从来不是一个女人。
他要拆掉的，是压在她们身上的那整座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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