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不要太把专家的话当圣经，他们也会犯低级错误。

在最近清华五道口论坛上，林毅夫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生产者模式。国内需求不足，到底怎么平衡，投资派与消费派直接撞上了。

林毅夫坚持投资拉动的理由是什么？

他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但在世界占比也只有 18%，不可能面对 82% 的需求疲软，用这 18% 的需求旺盛来弥补。所以想靠国内消费的增加来平衡，一个是量上不对等，难于用 18% 的需求的增加来弥补 82% 的需求的不足。

这不是一个好例子，因为把概念换了，按林 的说法，中国18%全球GDP占比，对齐的不是中国居民消费在中国GDP的占比，而是全球82%的”需求疲软“，这完全不着调。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自己的需求跟不上，连续6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无法实现计划目标，跟全球的需求没关系。

2023年CPI计划目标3%，仅实现了0.2%；

2024年计划目标3%，水、电、气、暖、高铁行政性涨价都用上了，马光远建议直接涨价3-4%，结果实现了0.2%，还是差了15倍；

2025年计划目标下调至2%，开始放水，消费补贴翻倍，仅实现了0.0%。

不是世界需求疲软，是我们自己的需求不够强。

全球不存在整体”需求疲软“的问题，否则也没中国出口什么事了，哪里还会有强劲的出口增长，哪里还会有顺差破万亿。

中国需求不足是长期问题，在政府、企业、居民三大部门中，居民分配占比长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不存在林毅夫说的18%的需求旺盛——正确的说法是18%的生产旺盛。

林毅夫被自己的语境带着走了。

他想说的是，中国出口一直很强劲，但是，如果有一天在去中国化的背景下，出口滑坡了，那时不能指望用中国18%需求旺盛来补82%的外需。

这里的隐语是什么？

是林毅夫已经前定了讨论的背景，出口的华年盛世将出现巨大的不确定性。当我们讨论需求时，讨论的是出口一旦走软，我们如何面对国内的需求不足，是强化投资，还是直接推消费。

林毅夫做了一个防御性论证。

就这一点而言，林毅夫反对消费拉动有一定的逻辑。中美最新的贸易规则从”互惠“转向”对等“，这是标志性事件，对等有相对的量化标准，不再是互惠这种模糊数学。对等不是同等的税率，而是进出口总量相对平衡，关税是调节对等的工具。如果中国保持对美出口的水平，就必须加大进口，填平几千亿美元的缺口，如果做不到，就要接受不对等的关税；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各减300亿美元的关税，是一个有利于对等的选择，会减少双方进出口的剪刀差。

所以，争论的焦点是基于关税战背景下的出口，中国的对策是什么？

是拉动消费，不再依赖外需补内需；还是火力全开，通过投资托住就业与收入，改变消费者预期。而更重要的是产业升级，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

有了这一连串黑板上的推演，林先生得出结论：投资是解决不平衡的主要措施。

但这个看似完整的逻辑链，结论是有疑问的。

因为他假设了投资过程没有熵增，可以完美实现从投资到消费的闭环。

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先要看是谁投资？

如果是民间资本和外资的涌现，是好事，如果还是国家投资，必须考虑负债率。

因为私人资本是市场真正意义上的增量，它成，全社会受益，它亏，资本家们自己担，不增加公共部门的负债率，这是中国经济当下的最优选，而不是靠发债投资，债务跑得比GDP还快，内需没解决，一个更大的风险到来了。这正是十几年来，林毅夫讲的故事。

国家投资本质上是负债，最终债务人是全社会，事实证明，近十年投资拉动存在两个反直觉现象。

第一个：效率递减。

过去拉动一元钱GDP，要投下去3元钱，2024年后要9-10元，没有效率，投资就是在叠加负债率。近10年中国负值率的增速远超日美，是GDP增速的2.2倍，不具有可持续性。投资拉动总要有，但随着时间窗口的后移，恐怕已经做不到。

第二个：就业的支点

投资与就业不总是成比例。国企存在软预算约束，很多数据被扭曲了，国企总资产现在是民企的2.9倍，但民企支持了80%以上的就业，国企仅支持了不到7%的就业，而新增就业更是90%以上在民企，这就是近十年投资拉动经济的见证。拉动就业的不是国家投资，是民营资本的涌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投资不但带不起就业，而且会强化对私人部门的挤占，民间投资增速在快速下滑，大批企业以出海为名，带走了就业，在海外建立起自己的利润循环系统。

问题不在投资拉动本身，而是在如何释放出民间巨大的生产潜力，是如何唤醒他们，他们又凭什么投资？

经济学人们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市场经济的ABC，一个市场没有资本的涌现，不可能繁荣。

投资可以带动需求，林先生说对了一半，投资也可以带动起负债，这是林先生没有说对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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