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4年5月，河南洛阳西下池阵地，国民党第十五军连长耿谆拖着伤腿，站在炮火和硝烟中指挥部下。那时的他不会想到，数月后自己将被押往日本，更不会想到，几十年后还要走进日本法庭，为死去的中国劳工讨一个说法。
洛阳保卫战打得极惨。日军发动豫湘桂会战，企图打通从东北到东南亚的交通线，河南成为关键通道。洛阳守军大多来自豫西，外援迟迟不到，部队却没有立即撤离，而是依托城防和外围阵地死守。
西下池一带缺少重武器，耿谆所在部队只有轻机枪和步枪，面对日军坦克，几乎没有正面抗衡的条件。官兵们只好把手雷捆在木桩上，再用绳索连接，试图炸断坦克履带。
5月11日清晨，五辆日军坦克冲过漯河，炮火很快压向阵地。三名士兵当场牺牲，耿谆也多处负伤。手雷引爆后，一辆坦克履带被炸断，其他坦克随即挡在前面，掩护抢修。
战斗从上午持续到下午。耿谆的后背和左脚不断流血，裤子与伤口粘在一起，只能让士兵找来替换。新裤子很快又被鲜血染红，他仍拄着枪在阵地间奔走。
“不能退，身后就是乡亲和家人。”这是耿谆后来回忆洛阳战斗时反复提到的意思。
西下池阵地最终奉命撤出，耿谆转入东关一带继续作战。炮火中，一颗子弹贯穿他的腹部，他一度以为自己活不成了，甚至命令身边的少年号兵开枪结束痛苦。号兵没有扣动扳机，司务长赶来后，冒险将他拖离阵地。
耿谆醒来时，已经成了日军战俘。日军曾试图劝他合作，被拒绝后，又将他辗转押送到青岛。1944年夏，他与大批中国战俘被装船运往日本，后来被送到秋田县花冈矿山，受鹿岛组强迫劳动。
花冈的劳役并非普通劳作。中国劳工被迫挖掘矿道、修筑排水设施，冬季穿单衣和草鞋，食物却少得可怜。耿谆晚年回忆，许多人因饥饿、寒冷和伤病倒下，连最基本的休息也得不到保障。
由于耿谆当过连长，又有文化，日方让他负责管理劳工。这个身份没有给他带来便利，反而使他更清楚地看到同胞遭受的虐待。他曾为食物和衣物问题向管理人员交涉，结果遭到殴打。
反抗的火种由一件小事点燃。劳工薛道同因饥饿外出讨食，刚得到一个馒头，便被日方人员抓回。殴打和羞辱让矿场里的愤怒彻底爆发，耿谆与几名中队长开始秘密组织行动。
原定的行动日期曾被推迟。原因很简单，值班的两名日本监工平日对劳工尚有照顾，耿谆不愿让他们因计划受到牵连。这个细节说明，花冈暴动并非无差别报复，而是有明确目标和纪律约束的反抗。
1945年6月30日深夜，七百多名中国劳工冲出营地，袭击残酷虐待他们的监工和看守。耿谆事先规定，不得进入民宅，不得伤害妇女儿童，也不得侵犯普通日本居民。他说：“日本百姓无罪，不能让人说我们是土匪。”
队伍突围后因不熟悉地形，转入狮子森山。日方随后调集军警围捕，战斗持续数日，许多劳工牺牲，耿谆等人被捕。1945年9月11日，秋田县法院曾判处耿谆死刑。日本战败后，盟军接管监狱，他才幸免于难。
1945年11月，耿谆回到河南。此后很长时间，他只是乡间一名普通农民，身上的伤口和弹片却始终没有离开。花冈劳工的遭遇也渐渐少有人提及，直到1985年前后，日本民间组织举行相关纪念活动，耿谆写信说明自己仍然活着。
这封信改变了许多事情。1987年以后，耿谆在日本和平人士协助下，多次赴日取证、出庭，要求鹿岛公司承认历史责任，向受害者道歉，并为遇难劳工留下纪念设施。他不是单纯为了钱，而是要被告正面承认当年的强迫劳动和虐待。
1994年11月10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曾接见耿谆并鞠躬致歉。然而，鹿岛方面提出的五亿日元方案，被表述为交由红十字会信托管理的和平友好基金，而不是承担法律责任的赔偿。耿谆拒绝接受，因为他要的是认罪和道歉。
2003年3月14日，耿谆再次发表声明，表示不能用一笔基金替代历史责任。此案的争议，恰恰集中在这里：金钱可以帮助受害者，却不能自动抹去加害事实，更不能把赔偿改称捐助后便当作事情已经结束。
耿谆晚年生活简朴，喜欢书法。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后，他还在重病中写下书法作品筹款，转交有关方面救助灾民。2012年8月27日，98岁的耿谆在河南襄城去世。家人整理遗骨时发现二十多枚弹片，有些陪伴了他大半生。
弹片留在骨头里，官司留在档案中，花冈遇难劳工的姓名也留在纪念碑上。那场发生在日本土地上的反抗，始于矿井和饥饿，终于成为一场关于事实、责任与尊严的长期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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