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作为本源的生存经验，串联起修己、成教与治道，形成了贯通宇宙论、存在论、价值论的整体性思想范式，构成了中华文明家国精神标识的深层结构。

原文 ：《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家哲学》

作者 |海南大学 彭卫民/教授 闫美程/博士生

图片 |网络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是《大学》“八条目”的核心枢纽。其所承载的“生物性（血缘关系）—社会性（政治关系）”逻辑，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先家、重家、泛家”的哲学底蕴，也奠定了中华文明“始于家邦，施于有政，终于四海”的精神标识。家是安顿生命、建构秩序、理解世界的底层逻辑和原型结构。一方面，它依托“修齐治平”的纲目体系，将个体、家庭、国家、天下塑造成一体均质的拟态结构，使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始终以血缘为根基、以家庭为本位、以治道为场域；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一种以情感为基础、以伦理为中介、以共同体为旨归的秩序构建模式，蕴含着理解传统、回应现代性困境的深刻智慧。

教家之道，修身而已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将“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注解为：“身修，则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大学章句·传之九章》）这是理解传统家国关系逻辑进路与方法论叙事最权威的注解。《大学》中修身以上皆“学”之事，齐家治国皆“教”之事，朱熹将修身之学置于教家教国之上，正体现了家国关系中人的存在意义。

所谓“身不修则欲教而不可”（《大学恒解·传之四章》），人的心性依托于家而得以培育。其原初之“学”不是外求而是内省，“孝、弟、慈皆在心上说”（《四书心解·齐治传》），心之所发，最初近者莫过于诚恕，“所以教之实，则心之诚恕也，国不过理通而效达耳”（《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大学三》）。所谓诚之道，即惕厉自省之道，“夫能诚于为善而一家仁让，则一国兴仁让；诚于为恶而一人贪戾，则一国作乱”（《泾野先生四书因问·大学》），这是治家成教、事君使众的前提；所谓恕之道，即推己及人之道，“有诸己不必求诸人，以为求诸人而无诸己，则不可也；无诸己不必非诸人，以为非诸人而有诸己，则不可也”（《西山读书记·专言大学》）。诚恕之道构成了人内求与爱人的桥梁。

传统家哲学是一种以身为本的理论。家不外乎为身的别称，是身的体现、践履、推扩和放大，“我于其间为子则孝、为弟则弟、为家长则慈，曰孝、曰弟、曰慈，既有诸己，则是能修身而教于家矣”（《大学衍义补·总论教化之道》）。家与身在本体意义上的同源，意味着身不再是单纯生理意义上的血肉形身，而是现象学意义上的“一天人、合内外”之身；不再是作为一己之私的小我之身，而是无间尔我的大我之身。家哲学所遵循的情态性存在实践进路，即《诗·思齐》所云“雍雍在宫，肃肃在庙”，是通过诚恕之道实现人与人、社会、自然的差异互通。这成为“身—家”相接之机，让家兼具伦理起点与精神超越的双重属性。

恭己正家，教自成国

家是哲学的起点，也是伦理和政治的归宿。作为传统价值生产模式中的重要一环，“正家”被视为培育社会气质、涵养公共德性与理解宇宙法则的当然前提。“父子兄弟夫妇各得其道，则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则天下定矣。”（《周易程氏传·家人》）家内伦理中的善恶会被自然投射于公共生活与宇宙关系中，“仁让、贪戾而国皆从”（《读大学丛说·传九章》），故有家之道乃成教治国的根本。当社会关系成为血缘关系的同质扩大化时，孝之于事君、弟之于敬长、慈之于使众，便被视为当然之理。“故上以是感，下以是应，风行草偃，不疾而速”（《朱柏庐先生大学讲义·齐家治国章》），这种移宫换羽的投射是由“孝—事君、弟—事长、慈—使众”这一天理结构决定的，而非对“八条目”条陈、方法、功效的简单诠解。

成教于国强调家的“先在性”。“成教之本在于家，故所先者必在是耳”（《惜抱轩时文·所谓治国》），在我为孝，则天下人皆知孝；在我为弟，则天下人皆知弟。推而广之，事父与事君之理同，事兄与事长之理同，慈幼与使众之理同。教家教国，其理则一，故君子欲成教于国，只恭其心性、笃其天彝。一方面，这种先在性强调家具有客观、独立、自洽的运行逻辑：“此道理皆是我家里做成了，天下人看着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于国”（《朱子语类·传九章释家齐国治》），齐家是治国的先决，但治国非齐家的必然进路，“有父母而拜跪之，有兄弟而后先之，乐有甚于趋朝在官者”（《八股文话·制义丛话》）。另一方面，家的价值伦理是作为永恒信仰的元命题存在的。它并非简单的空间位移与概念互换，而是伦理情感与道德责任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推恩过程。“教成于身，而父子兄弟尊卑上下之则，由家以推之国，无二理也”（《大学章句质疑》），将内在的孝弟仁慈与外在的语言行动逐渐涵濡，并由近及远地推广出去，因此，这种“推”不是逻辑的演绎，而是情感的延伸。

治国之法，先观于家

中国哲学为家国天下治理赋予了“血缘—政治—宇宙”秩序一体均质的结构，所谓“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尚书·牧誓》传），这一结构揭示了中华文明以家为伦理始点和教化载体的底层逻辑。“家”既是天理与权威的滥觞，又无往而不在各种规则秩序之中。“家者国之则也”（《周易程氏传·家人》），作为治道的代名词，它所蕴含的礼法结构是个体、社会、国家乃至天下形态存在的前提。因此，治平之道不只是修身成教的拟态，所谓“以君道勖人者，往往即以亲道勖之，匪直善于形似，亦深明其事之一贯”（《韫山堂时文·管稿二集》），理解家国关系不只在伦理本位上外推，而是家作为秩序渊薮，以其一体均质结构投射于外部世界的结果。

家法为天理之基、秩序之本，国政的运行与天下观的构造是对家法的参照，这是治国之法先观于家的逻辑前提。“君子以为国者家之末，家者国之本”（《海秋制艺后集》），故本不可与末同。家法既是国政施行的前提，又几乎是国政的拟制，兼具伦理修养与政治实践的双重性格，“盖家国一道，处则教焉，仕则行焉”（《李东阳集·孝友堂诗序》）。政治权力运行及其合法性需向内在的德性求取，故文王治国先自家内求：“内正人伦，以为化本。复行此化，至于兄弟亲族之内，言族亲亦化之。又以为法，迎治于天下之家国。”（《毛诗正义·思齐》）孔子遵周制，描绘了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理想政治图景，“是以三代之盛，圣贤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于齐家”（《朱子文集·己酉拟上封事》）。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特别强调“王者之治，始之于家”(《临川文集·周南诗次解》)，此处的“家”，是指帝王/为政者内心的理想之家。作为维持国祚的君王，其对“八条目”的理解与运用直接决定着王朝治政的兴衰，“爱敬自尽其道，而其民则而效之，则所以教民者在是矣”（《礼记集解·祭义第二十四》）。因此，为政者修身、恭己、正家，乃是一切社会政治伦理的基础和原型。

家作为一种最原初、最普遍的人类生存经验，为塑造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修己”）、理解外部世界的方法论（“成教”）以及投身公共实践（“治道”）提供了理想场域，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少有的“由家而邦而天下一，仁义贯之而已”（《书经恒解·伊训》）的伟大文明。“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通书》），凝练了传统社会家国一体、德法共治的政教逻辑。它并非单一的伦理/政治主张，而是贯穿宇宙论、存在论与价值论的整体性思想范式，以“家”作为伦理原点、教化载体与治理中介，构成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结构性底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东亚藏孤本家礼文献整理与研究”（24VJXG003）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7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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