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夏天，北京北海公园门口，彭德怀穿着便衣站在“休息”的牌子前，脸色很快沉了下来。陪同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没有想到，原本安排的一次散步，竟会让彭德怀当场发火。

公园工作人员早已接到通知，里面没有游客，专门等候彭德怀一行。彭德怀看了看空荡荡的园门，问景希珍：“你搞什么鬼？”景希珍也是照规定报告，根本不知道公园已经被清场。

彭德怀最不喜欢这种特殊安排。他对工作人员说，公园既然是人民的公园，就不该因为他来了，便把群众挡在门外。随后，他转身离开，并对景希珍说，以后再也不逛公园了。

这件小事，恰好照出了他的性格：不愿脱离群众，也不愿让别人围着自己服务。类似的场景，在景希珍跟随他的16年中并不少见。

1950年秋，20岁的景希珍从西北军区第七军来到朝鲜前线，开始担任彭德怀身边的警卫员。那时的志愿军司令部设在山洞附近，彭德怀的住处只是一个简陋小棚子。

棚顶盖着雨布，地上结着霜，山洞流出的水沿着小沟经过，空气里还带着硫磺味。棚子里只有一张行军床，彭德怀却在这里盯着地图、部署战事，常常几天几夜顾不上休息。

慰问团得知彭德怀住处简陋，后来寄来一只大电炉。警卫员把电炉对着他的床铺，可到了半夜，彭德怀醒来后总要把电炉搬向警卫人员的住处。景希珍第二天调回来，过一阵方向又变了。

前线指挥不能耽搁，生活上的照料也不能少。彭德怀忙起来顾不上吃饭，景希珍把饭端到作战室外，等他理清思路，彭德怀才会喊：“小鬼，拿东西来吃！”这句话听来普通，却成了景希珍判断他终于想起吃饭的信号。

有一次，敌机突袭，彭德怀仍坐在住处思考战局。警卫人员把他拖进防空洞，紧接着，子弹打在行军床和地面上。另一次车队白天赶路遭遇空袭，彭德怀躲在田埂下，望着敌机骂道：“我不信你把老子吃了！”

彭德怀并非不知道危险，而是战事一紧，常常把个人安危放到了脑后。甘泗淇曾提醒警卫人员，不能离开彭德怀一步，吃的喝的都要递到他手上，因为他“没有时间顾自己”。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订后，彭德怀赶到前沿阵地。战场刚刚停止炮火，泥土仍然发烫，牺牲将士的遗体被陆续抬下。他一一查看，要求工作人员把烈士姓名、籍贯和家庭地址尽量登记完整。

有人说登记困难，他当即表示，哪怕去找同连队的战友，也要把名字记下来。随后，他脱帽向烈士敬礼，站了很久。对彭德怀来说，胜利不能只写在战报里，牺牲者也不能只剩下一个数字。

回到北京后，摄影师常来为他拍照。彭德怀总是躲着，甚至对景希珍说：“干点工作，为什么要人家宣扬？”在他看来，镜头应该对准劳动人民和战斗英雄，而不是自己。

景希珍曾设法安排摄影师在散步时偷拍，彭德怀远远看见后，立即改变路线。这个不愿照相的人，并非不明白宣传的重要性，而是不愿把个人形象摆到集体功劳之前。

1954年，景希珍的父亲进京看儿子，他却把老人安排在招待所，没有接进中南海。彭德怀知道后问他原因，景希珍说，父亲是农村来的，住进来似乎不合适。

彭德怀听后罕见地发了火：“我们不都是农村来的？农民把我们养大，怎么能见不得农民？”他批评景希珍忘本，要求马上把老人接来。

那顿饭整整吃了两个小时。彭德怀没有谈自己的功劳，反而细问农村的收成、土地和家里的牲畜。景希珍父亲起初拘谨，后来越说越多，连院里的柿子树都讲了出来，彭德怀一直认真听着。

1955年授衔时，景希珍因档案记载不清而心情低落。彭德怀起初以为他是在计较军衔，便劝道，肩章上的星花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弄清情况后，他又专门要求组织核实经历，因为如实承认一名同志的历史，同样不能马虎。

1959年9月30日，彭德怀搬到吴家花园。面对荒地和淤泥池塘，他没有修建适合休息的庭院，而是翻土种菜、养鱼养禽。肥料尽量自己解决，收获分给工作人员，池塘里的鱼和莲藕也让附近百姓取用。

他还要求新打的水井向附近居民开放。孩子来打水，他会帮着提桶；看到困难家庭的孩子没有书包，便用自己的工资买来书包、钢笔和头巾。秘书家孩子耳聋，他多年设法寻医，亲自过问治疗。

彭德怀对自己却极其苛刻。旧车不换，家具能用就不动，饭菜剩下也不许倒掉。景希珍偷偷丢掉他穿了十几年的旧皮鞋，彭德怀念叨了很久，说那双鞋穿着最合脚。

在吴家花园，他带来二十多箱书，空闲时读书，也劝景希珍进文化班学习。1965年11月，彭德怀赴成都参加大三线建设，景希珍继续在他身边工作。1989年，景希珍离休，转而整理彭德怀的回忆资料。

2010年7月7日10时25分，景希珍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80岁。临终前，他仍穿着一套三十多年前的军装。那件旧军装，和彭德怀补过的棉衣、拒绝更换的旧车一样，安静地留在这段往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