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诸业兴则邦国盛，诸业废则邦国衰，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字典》释曰：“兴业，振兴事业。”立业之道，其极有五：守以一之，精深务本，不朝三暮四；和以成之，不贪不霸，不虚图首位之名；真以立之，凭质信取胜，不欺不伪；新以进之，筹谋应变，日新又新；利以济之，先利他人而后成己业。此五者，悉以恒贯之，相济相成，方成远大之业。《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古先圣王，悉以此五者兴业。方今世道晦塞，业道不明：在上者耻言货利，高谈性理而不恤民事；居积者垄断牟利，盘剥生民以自肥身家；百姓机巧为能，游手浮食而不务本业，遂致百姓失所、诸业凋残。推其病根，盖因五者有缺，始勤终怠、霸心未除、真实不存、日新不进、利他不讲也。《中庸》有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盖忠其根也，恒其基也，兴业其用也。今明忠之恒性为体，日新为用，忠以贯之，为千载立富民之度。

业道之兴废，由古及今，由中及外，层层演进，非一朝一暮之故也。远古之世，人各自食其力，耕织以养生，百工以备物，朴而近道，而世治；三代以迄汉唐，典制渐备，士农工商各安其分，崇本举末，利用厚生，而俗美；宋明理学家，倡重义轻利之说，末流矫枉过正，遂至以言利为耻，不务实业，而道偏；近世诸贤，破本末尊卑之见，倡实业救国，然或趋利忘义，或贪大求快，而学晦。历世虽异，业以养民之旨未尝须臾离也；由中及外，中西虽殊，业以济人之理未尝顷刻忘也。源远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制度虽屡变，而利用厚生、富民强国之旨，亘古如斯，诚为亘古常新之恒则也。此乃业道演进之大势，非人力所能强遏也。

《易》有云：“生生之谓易”。夫兴业之义，非凭私臆造，实有三征，质诸天地、考诸人性、验诸史乘而不谬。一曰天道之征：天地以和为体，以生为用，阴阳相摩，八卦相荡，生万物，养万民，业者即代天养民之具也，天生百物以养人，人兴百业以成天，顺天之道则业昌，逆天之理则业亡；二曰人性之征：《礼》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皆有求安求饱、养生丧死之性，业者即安身立命之具也，人无业则不能自存，家无业则不能自立，此人性之同然，非圣人所能强；三曰史律之征：上下数千年，观历代之盛衰，凡业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凡业废则民贫，民贫则国乱，此历久弥新之律，非一时一人之私言。三征既具，知业道本于天、因于人、验于史，非徒托空言也。

盛哉立业之道！业道本明，必立三义以为归，设三尺以为衡，以正是非、别贤否，不可淆乱。明义有三：其一万民为公，业之所兴为天下生民计，非为一家一姓之私奉；其二生民为本，业之善恶以利生民与否为断，非以权势者之好恶为断；其三共富共生，业之成果由万民共享，非由少数人独擅其利。评判衡尺有三：一则根本尺，以利济万民为衡，利济逾于索取者为贤，利济等于索取者为常，索取逾于利济者为害；二则公私尺，以公私分四境，损公肥私为害业之邪道，先私后公为谋生之霸道，先公后私为立业之王道，大公无私为济世之帝道；三则行为尺，兴业生财当守天人共生之则，不结党营私，不强求一律，不违天害物，不夺民生计。三向三尺既立，业道之是非高下，昭然若揭矣。

大凡业道之理，如轮之相辅，如翼之相成，本自圆融，明其辩证之要，方不执一以废百。其极有三：首言体用，和为业之体，诸业各安其位；合为业之用，通功易事，相生相养；和融斡旋其间，相辅相成。内以五德为体，外以五要为用，体用一源。次言同争，同者生民之公利为立基，异者百业之殊途为进路，明辨而后臻和。所恶苟且者，乃见利忘义、垄断盘剥之贪；所尚明辨者，乃破偏业之蔽、针私业之贪，是劝课农桑、通功易事之公。所破者垄断、怠惰、欺伪之政，所成者百姓安乐、各业兴旺。终言层级，一身、一家、乡里、邦国四级递进，安家、睦邻、兴业、报国四端相生相制，四端俱备，业道乃全。明此三者，方知业道全体大用，无有偏倚。

览乎历代业道之盛衰，其效明显，得失具在，足称鉴戒。观其兴者，咸契业道之正：李悝相魏，尽地力之教，行平价法，平价购粮以稳粮价，尽土之宜，使民无伤而农益劝，魏以富强，为后世变法之祖；汉文景薄赋轻徭、三十税一、劝课农桑，唐贞观不夺农时、轻税弛禁、与民休息，遂成文景贞观之治世；弦高犒秦师以退敌、计然之策能观时变，取用有度，通有无以利万民；奚仲作车、泛胜之教农、丁缓制器，以技济天下，以利被生民，皆百业之范，非空言虚论可比。公则兴，私则废；实则成，虚则败；通则活，塞则死。此六者，业道之鉴戒也，凡兴百业者当深察之，载在简册，可为永鉴。此皆以实业济民、以百业富国之明证也。

败亡之祸，果何自而来乎？咸违业道之正，执一失和，贪鄙败度、剥民自奉，未有不名裂身倾、祸及生民、骂名千载者。梁武帝崇佛废业，溺于因果，四次舍身同泰寺，群臣以亿万钱赎之，不事生产，纵僧尼消耗天下，终致侯景之乱，生灵涂炭；元代圈地为牧，变农为牧，以民田为牧场，废耕弃织，夺民之业为牧地，民失其业，国失其本，天下大乱；明万历遣陈增、马堂等矿监税使，中官四出，横征天下，征商榷税，专利自肥，夺民生计，遂致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社稷倾危，民心思变。三者皆废业病民，失兴业之正，或崇佛废业，或圈地害农，或横征夺民，皆足称来者鉴，凡治业者当深戒之，不可不警也。可为永鉴。

伪业与真业，犹冰炭之不相容也。今之论业者，多蔽于曲说，三种伪业不除，真义不立，此古今之异、中西之别也。所谓三伪业者：强令齐一之偏业，执重本抑末之旧说，贵农而贱工商，裁百业而归一途，塞生民谋生之路，斯为强令齐一之假业；乡愿蹈虚之伪业，持义利对立之曲说，高谈道德，耻言货利，使天下人以业为讳、以贫为高，坐视民困而莫之救，是为蹈虚无实之伪业；营私忘公之私业，持“业为私器”之邪说，经商自肥，垄断盘剥，夺万姓之利填一己之欲，是为专利病民之私业。破三伪而后立三真义：业非营私之器，乃共富之基，业之所兴，利在天下，非利在一人；业非本末相斥，乃百业共生，农工商贾相资为用，无贵无贱，各有其功；业非一姓之私，乃万民之公，业之盛衰系于生民，非系于一姓之私好。新论之旨，以和为体，以合为用，和合生财，共富济民，使诸业各安其位，生民各安其分。

然兴利除弊，由中及西，由古及今，非执一守旧所能济，必以中为本，融摄西学，取长舍短，共解四难。中学之长，在重共生、贵均平、务本业，知“和实生物”之理，明“不患寡而患不均”之义，其短在因循守旧，格物之智稍疏，制器之技稍逊；西学之长，在重格物、精制器、尚日新，长于百工技艺，善于日新其业，其短在争竞为尚，以邻为敌，恃强凌弱，专利肥己，不知共生共富之义。取中学重共生、贵均平之长御西学争竞专利之弊；与时俱进，取西学重格物、精制器之长补中学因循守旧之失。以和生财、以业养民，共解四难：以实业安身立命，使人人有业、各安其居，解精神空虚之弊；以均平为则，分利于民，使业之成果万民共享，缓解贫富分化之困；以取用有度、用物有度，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合天人共生之旨；以通功易事、万邦互通，不以强凌弱，不以大欺小，破列邦相争之局。舍短取长，可望业道可兴，四难可解也。

《论语》不云乎：“言必信，行必果”？业道之始，基在立信，守正立信，百工可与共成。信者业之基也，为士农工商所当共守。业无信不立：为士者谋道不谋私，治学严谨，不欺后世；为农者勤耕力耘，不违农时，种植不掺伪；为工者恪守规矩，不减工减料，制器坚牢，不欺购者；商则货真量足，老少不欺，买卖公平，不欺顾客；吏则清廉自守，不欺下民，政在养民，不夺民利。守正非墨守成规，乃守初心、守信义、守底线，不为一时小利弃信背义，与欺伪怠惰相抗，以正成长信。范蠡十九年三致千金，富而好行其德，守信重诺，为后世商祖，即守正之范。人人守信，不欺不伪，业之根基始立，此立业之初基也。为百业立诚信之基。

伟哉立业之干！信既立矣，次在精业日新，百工士子之责，业之骨干也。精业者，智周万物，日新其德，干一行、专一行、精一行，于细微处见功夫，于传承中求开新；开新者，守正出新，顺时求新，顺民生之需，开百业之新，非勇毅笃行不能成。为工者精研技艺，如奚仲作车、丁缓制器，因物赋形，巧夺天工，制器以便民；为农者精研稼穑，如泛胜之教农，因时制宜，教民耕种，增产以养民；为士者精研义理、格物致知，如历代贤哲，明道理、制新器、开新知，智周万物以利生民。精研非浅尝辄止、小成即满，开新非离经叛道、哗众取宠，乃以匠心成精品，以智巧开新业。《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人人精研其业，日新其技，诸业自能精进，不被时世所弃，此立业之干城也。

业既精矣，其极在共济共富，如众流之归海，如群星之拱极，在位者与富者之责，业之归宿也。共济者，百业相济，万民相养，非一家独擅、专利自肥；共富者，业之成果万民共享，非少数人独吞其利。为当政者，政在养民，薄赋轻徭，兴利除弊，反垄断、除私弊，劝课农桑，振兴诸业，使人人有业、各安其分，不与民争利；为富者，当富而好仁，先富带后富，以其财兴业济民、周济乡邻，不恃财凌人，不专利害民。兴业非独善其身之私，乃兼济万民之公，大者实业报国，小者惠及乡邻，以实业安民心，以共富齐贫富，以取予顺天时，以通功和万邦，解今世四患，成共富之局。诸业相资，万民相养，共成富而好礼之俗，此立业之极功也。

概言之，兴业之本，不在货利之丰啬，而在恒心之诚伪。恒心立则虽百废可以俱兴，恒心丧则虽盛业可以终败。细察往古，以恒德立业者，业必长；以怠心废业者，业必倾。此理明显，不可不思。是以君子之兴业，守一、和众、真立、新进、利济，五者悉以恒贯之，非为一己之私利，乃为万民之公利；非图一时之近功，乃谋百世之远业。《易》有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士农工商，各守其业，各精其技，各守其责，各守其恒，则百姓衣食有托，邦国本固有依，又何患百业之不兴、百姓之不富、邦国之不盛乎？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势也，诚为终古不渝之恒则也，世人当深察之。立业之道，贵在恒久，重在践行，世人当勉而行之。

编辑：李海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