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深秋，河北安国县南章村。一辆旧吉普车颠簸在乡间土路上，停在了村东头一间低矮的砖房前。记者敲开那扇掉了漆的木门，门后站着一位白发老人，佝偻着腰，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中山装。他叫刘恒山，刘青山的亲弟弟。那一年，他七十六岁，距离哥哥被枪毙，整整四十年。

屋里陈设简陋，墙上挂着一幅褪了色的毛主席像，像框擦得很干净。老人给记者倒了杯白水，自己坐在对面，手指一下一下地摩挲着一个磕了好几处瓷的搪瓷缸子。沉默了很久，他抬起头，说了一句后来被很多人记住的话：“毛主席当年坚持要枪毙他，是对的。”

这一番话语表达得极为轻柔，轻柔的程度如同在跟自身进行对话。然而若要理解这一番话语所具有的重要程度，需要从四十多年之前开始说起。

刘青山在1914年出生于安国县的一户佃农家庭，母亲离世得比较早，父亲给地主去做苦力活。刘恒山在后来回忆的时候提到，小时候兄弟两个人睡在一条破旧的棉絮下面，冬天寒冷到身体缩成了一团，哥哥总是把他往自己怀里揽，说“恒山，等哥哥长大之后，我们就不用再遭受这样的苦难了”。

1931年，十七岁的刘青山放下了割草用的镰刀，跟随队伍离开了。在临走之前回头看了一眼站在村口身形瘦小的弟弟，呼喊了一句：“恒山，等待哥哥回来。”

这一离开就是二十多年的时间。刘青山在冀中平原从事地下相关工作，以青塔书店掌柜这样的身份来进行掩护，日伪政权悬赏一千五百块大洋来获取他的性命。他躲避过一次又一次的追杀，立下过一次又一次的战功。在解放战争时期跟随部队到处征战，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已经成为了天津地委的书记，后来又兼任了石家庄市委的副书记。

刘恒山是在1936年加入党组织的，比哥哥晚了五年的时间。他这一生都没有离开农村，管理过仓库，修缮过水渠，默默无闻地做了一生的基层党员。

1949年，刘恒山前往天津去看望哥哥。走进那一座带有花园的小洋楼，他愣住了。哥哥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身边有工作人员在一旁伺候着，说话的语气当中透露出一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陌生感。

他在院子里面看到了一盆脏衣服，那是刘青山换下来等待别人去清洗的。有手有脚的人，为何要让别人来伺候呢？刘恒山看不顺眼，直接把衣服抖落在了地上。他忍不住规劝了一句：“哥，我们是从艰苦的日子当中走过来的，不能够忘记根本啊。”刘青山摆了摆手，笑了一下，完全没有把弟弟所说的话语放在心里。

那个时候的刘青山已经彻底地发生了改变。他嫌弃缴获的旧吉普车跟自己的身份不匹配，特别批准三亿元旧币从香港购买了两辆美国的高级轿车；以养病作为借口住进了马场道十八号的小洋楼，甚至连班都不去上了；还沾染了毒瘾。

从1950年到1951年，他和张子善一起联手，盗窃地方的粮款、防汛水利方面的专款、救灾的粮款，克扣民工的供应粮，和奸商相互勾结倒卖钢材，总共贪污挪用旧币一百七十一亿六千余万元。这一笔钱，在当时能够购买将近两千万斤的粮食，足够五十多万的百姓吃一个月的时间。

天津地区的副专员李克才向河北省委进行实名检举之后，这一案件震动到了中央。河北省委在上报处理意见的时候，提议“处以死刑或者缓期二年执行”，留出了从轻处理的余地。

不少和刘青山一起战斗过的老战友纷纷出面来求情，希望能够留给他一条性命。毛主席听完之后态度非常坚决：“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比较高、功劳比较大、影响比较大，所以才要下定决心去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有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在1952年2月10日这样一个时间，在保定东关大校场这个地方，有两万多人参与到了公审大会当中，有将近二十万群众通过广播的方式收听了大会实况。

刘青山在那一年是三十七岁的年纪，有过革命二十一年的经历，他的身上带着受伤留下的伤疤，在他的档案里边记录着他曾立下的功劳。可是就在这一天，在他的名字前面被加上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大贪污犯”。当刑车往外开出去的时候，他瘫坐在刑车之上，过了半天说出了一句话，这句话是“我对不起普通老百姓”。

有两声枪响发出，这两声枪响震动了全中国。

刘恒山赶到了保定这个地方来收殓他哥哥的遗体，他没有进行哭闹也没有进行争辩，只是默默地把他哥哥的遗体运回了安国老家这个地方并且简单地进行了安葬。有人去问他是否存在怨恨的情绪，他仅仅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犯了罪就应当受到相应处罚，没有什么话可以说”。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刘恒山一直都在村里边担任基层党员这样一个角色，守着几亩农田过着普通的日子。他的哥哥留下了三个年纪幼小的儿子，年纪最大的刚刚满七岁，年纪最小的还不会走路。

中央制定了明确的政策，这个政策规定案件只惩办本人，不株连家属，这三个孩子每个月由国家发放生活费用，一直供养到他们成年。刘恒山主动地把三个侄子接到自己身边进行照管，日常的吃饭穿衣以及上学这些事情都由他来关注。

四十年之后，当有记者问起当年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刘恒山没有替他哥哥喊冤。他说，从私人之间的感情方面来讲，任何一个人都不愿意亲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走上刑场。但是站在国家法律以及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他哥哥犯下的罪行是没有办法得到饶恕的。

大量用于救灾、治河的资金被侵占，受苦的是处于底层的普通老百姓。如果当年对贪污腐败的高级官员手下留情，那便是对无数人民群众不公平。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沉淀之后，他终于理解了党中央以强硬手段开展反腐行动的具有深远意义的考量。

“毛主席处决他，处决得非常正确。”这是作为亲弟弟的他说出来的话。这句话没有进行修饰，也没有进行煽情，有的只是割舍不断的亲人之间的感情以及不容混淆的法律道理上的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