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春天，粤西罗定县的稻田刚抽穗。一个裤腿卷到膝盖、穿着旧布鞋的中年男人蹲在田埂上，捏着稻穗查看灌浆情况。

摩托车轰鸣声由远及近，通讯员跳下车，递上一封烫着红边的机要信。男人拆开扫了一眼，手指猛地一抖，信纸差点被风吹进稻田。调令上赫然写着，他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即刻赴广州报到。

从县委书记到省委书记，中间隔着地委副书记、地委书记两道坎，按常规得熬十几年。消息传开，广东官场炸了锅。有人拍桌子不服气，有人冷笑观望。连郭荣昌自己都懵了，反复问通讯员是不是搞错了。

郭荣昌

但这个连战场都没上过的“芝麻官”，凭什么能一步跨进省委大院？

从香港回来的“泥腿子”

郭荣昌是广东潮阳人，1933年生。童年时代赶上日军侵华，在香港求学时投身学生运动。

1951年，他做了一个让周围人都看不懂的决定，放弃香港相对优渥的生活，返回内地，进入广东南方大学，随后主动奔赴粤西山区，参加广宁土改工作队。

同期从香港回来的不少人留在了机关，他却在基层一扎就是二十多年：从土改队员到公社书记，从县委副书记到罗定县委书记，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

罗定是块硬骨头。石灰岩地貌存不住水，老百姓编了句顺口溜：十年九旱，年年喊饿。1972年他上任时，全县工业产值还不及珠三角一个富裕公社。

郭荣昌很少坐在办公室，他骑着破自行车、穿着旧布鞋，走遍全县村落田埂。哪口井有多深、哪条河什么季节断流、哪户人家存了多少粮，他一笔一笔记在小本子上。

基层干部报假数字，他直接进村问老百姓：“今年收成够吃几个月？”看他裤腿带泥，老百姓才敢说真话。

他盯上了一个大工程：修一条渡槽，把太平河和罗镜河的水引过来灌田。工程预算两千多万，而全县年财政收入只有九百万元。没有大型机械，全靠人力挖渠挑土；技术员警告坡高水压大容易垮塌，他带着人反复测量。水泥不够，就发明石灰土夯实的土办法；没有图纸，本土技术人员背着手绘地图和简陋水准仪，沿山脊线一点点“踩”出槽线来。

岗坡渡槽

1976年11月，工程动工，四万多名建设者从四面八方集结。历时四年零两个月，这条全长5200米、最高37米的“人工天河”竣工通水。

罗定从此从“饿定”变成“南国粮仓”。郭荣昌治水的事迹，后来被改编成连环画《中国长岗坡》，长岗坡渡槽也被誉为“南国红旗渠”。

保住了华南农大

1975年42岁的郭荣昌进了省委大院，分管文教。

屁股还没坐热，一道大难题就摆到面前：受极左思潮影响，有人提出要把华南农业大学整体搬迁到农村去，理由是“农业大学就应该在农村办学”。

华南农业大学

表面看有理有据，实际上是要把一所百年名校连根拔起。精密仪器经不起折腾，几十万册图书没法搬，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也要中断。郭荣昌没争路线，翻开账册算细账：搬迁至少需要800万。他在会上把费用一项项列出来，最后合上账册说：“省里没这笔钱，要不你去教育部要？”

对方被算得额头冒汗，哑口无言。后来有人又提“分步搬迁”，他再算师资流失、科研中断、学业受损的账。

华南农大的根保住了，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主动“降级”去基层

郭荣昌升得太快，闲话一直没断过。

特殊时期结束后，有人说他是“坐直升机”上台的。1978年，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主动请求下基层。领导劝他留下，他说自己升得太快，政治历练不够，需要到基层去补课。就这样，他从省委书记去了肇庆，当地委副书记。

从省委到地委，级别降了两级。别人替他可惜，他自己倒觉得轻松了不少。在肇庆，他继续那副老做派：下乡，下田，裤腿沾泥。他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兴修山区水利，修筑农村公路。肇庆七星岩风景绝佳但旅游业空白，他亲自制定五年规划。为拉投资，他赴香港在商人办公室门口等了三小时。1983年他到中央党校学习两年，1985年回到省委担任副书记，分管全省农业和农村工作。

肇庆七星岩

此后他跑遍了全省120多个县（市、区）和1000多个乡镇。广东“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的决策中，他率先组织创办造林绿化点。他重视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建设，提出“效益优先、特区更特、富裕地区先行”的发展思路。

1993年他担任广东省政协主席，2003年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晚年的郭荣昌依旧关心农村。直到病重住院之前，他仍念念不忘农业问题，临终前还提出希望每个农民家庭都有一个子女上大学。

2008年9月13日，郭荣昌在广州逝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