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汤达

司汤达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号称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代表作《红与黑》《阿尔芒斯》《拉辛与莎士比亚》。

《红与黑》

《红与黑》发表于1830年，是司汤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成名作，是他对当时那个时代的理解。小说以木匠之子于连的短暂一生为主线，描绘了一个出身卑微的青年如何在专制复辟的社会中奋力攀爬，又如何最终被这个社会吞噬的悲剧。于连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大革命虽然推翻了旧王朝，却没有改变专制统治的本质，更没有改变民众被奴役的命运。在这部作品中，司汤达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相：制度的更迭不等于精神的解放，革命的胜利不等于奴役的终结。

于连出身于木匠家庭，是一个长相文弱清秀、酷爱读书的青年。他不做力气活，整天抱着书本不放，因此受到父亲和哥哥们的排挤。但他凭借过人的学识，将拉丁文《圣经》背得滚瓜烂熟，这件事轰动了全城。于连从小就崇拜拿破仑，渴望通过从军建立功名，在战场上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他生活的时代并非拿破仑时代，而是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在这个时代，平民通过军功改变命运的道路已被封死，留给他的只有一条路——教会。

为了向上攀爬，于连不得不动用“伪善”这一武器。他掩饰自己对拿破仑的崇拜，明明没有宗教信仰，却将《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他穿上黑色的教士服，以宗教为敲门砖，试图敲开上流社会的大门。这种自我分裂，是于连悲剧的起点——他必须背叛自己的信仰，才能换取生存的机会；他必须伪装自己，才能在这个社会中立足。

于连的野心，是他悲剧的内因；而时代的专制，是他悲剧的外因。在一个开放的、法治的、机会均等的社会中，于连这样有才华的青年本可以通过正当途径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在复辟时期的法国，社会阶层固化，权力被旧贵族和教会垄断，平民几乎没有上升的空间。于连只能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勾引市长夫人、追求侯爵女儿——来实现自己的野心。他的悲剧在于：他生活在一个不允许他光明正大地追求成功的时代，他只能走歪路，只能依靠别人，只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权贵女性的身上。

大革命余烬中的专制轮回与个体悲剧

于连的故事，必须放在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历史背景下理解。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统治的波旁王朝。路易十四是专制君主的典型，他宣称“朕即国家”，将一切权力收归自己手中。他废除了首相制，分权于六位自己选定的大臣，这些大臣不过是“聋子的耳朵”，最终决定权永远在国王手中。他拒绝召开王国三级会议，镇压反叛的外省贵族，向各省派驻“司法、警察和财政监督官”，将全国军队的调度权控制在中央。

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虽然将法国国力推向了一个高度，却也埋下了深重的隐患。他把法律变成自己为所欲为的工具，常签署“密札”随意逮捕不满人士；他在思想上要求全体臣民一律信奉天主教，对异端思想进行残酷迫害。到他晚年，专制统治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经济畸形发展，民怨载道，危机四伏。他的继任者路易十五无力扭转王朝的没落，只能寄生于声色犬马之中，留下那句著名的“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路易十六虽有改革的勇气，但王朝积重难返。在他几番折腾之下，最终得罪了旧贵族、新富裕资产阶级和底层民众，激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他自己也被推上了断头台。

然而，大革命之后，专制结束了吗？答案是否定的。革命在暴力中产生，统治的最终还是暴力。雅各宾党人的专政，以恐怖手段镇压异己；督政府时期，大革命的希望已濒于破灭；最终拿破仑上台，虽然带来了一段辉煌，却依然是个人独裁。乱世用重典，在经历了长久战乱和红色恐怖之后，民众如同久旱盼云霓一样，盼望着一个铁腕领袖来整治乱局。拿破仑正是这种时代呼唤的产物。

大革命推翻了一个旧王朝，却没有建立起一个法治和自由的新社会。专制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存在，民众换了一个主人继续被奴役。于连生活的复辟时期，正是这种轮回的产物——波旁王朝回来了，旧贵族回来了，教会回来了，那个于连想要逃离的世界又回来了。

为什么大革命之后，法国依然走不出专制的轮回？司汤达通过《红与黑》提出了这个沉重的问题，也暗示了问题的答案。任何制度都是由人来设计和执行的，什么样的国民性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制度就会塑造什么样的国民性。当民众安于做“臣民”“子民”“顺民”时，“公民意识”就难以根植于头脑之中。当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这些思想没有在民众心中扎根时，自由与法治的社会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在《红与黑》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被奴役意识塑造的灵魂。于连的父亲和哥哥们，是典型的底层民众，他们看不起读书的于连，因为读书不能带来直接的利益；他们崇拜权力，对有权势的人俯首帖耳。市长德·雷纳尔是官僚阶层的代表，他在平民面前威风凛凛，在上级面前卑躬屈膝。神学院的教士们满口仁义道德，内心却充满了算计与嫉妒。侯爵和他的贵族朋友们享受着特权和财富，却对平民的疾苦漠不关心。

这些人，无论地位高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公民的意识。他们要么是权力的奴仆，要么是权力的工具，要么是权力的附庸。即使是大革命之后，这种奴性意识依然根深蒂固。推翻旧社会、旧制度是容易的，但改变人民的思想是困难的。当原先的一切被摧毁后，人们发现，包括人民、社会风情等在内的一切，依然无法适应这个“新社会”。

于连的悲剧，正是这种国民性悲剧的集中体现。他是一个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但他追求成功的方式，不是通过正当竞争，而是通过依附权贵；他渴望自由，却不知道自由是什么；他向往平等，却以不平等的手段追求平等。他想要反抗这个社会，却最终被这个社会同化；他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最终被命运吞噬。

《红与黑》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象征。“红”代表着军装，象征着拿破仑时代平民通过军功改变命运的道路；“黑”代表着教士袍，象征着复辟时代平民通过教会向上攀爬的道路。于连的一生，就游走在这两种颜色之间——他内心向往“红”，却不得不披上“黑”；他渴望成为拿破仑式的英雄，却只能做市长的家庭教师、侯爵的私人秘书。

然而，无论“红”还是“黑”，都没有给于连带来真正的出路。“红”的道路已经被历史封死，拿破仑的时代已经过去；“黑”的道路则充满了虚伪与欺骗，于连不得不以伪善为武器，以宗教为敲门砖，最终被教会所出卖。两条道路，两种颜色，最终都归于幻灭。

这种幻灭，不仅仅属于于连一个人，更属于整个时代。大革命的理想——自由、平等、博爱——在复辟时期已成泡影。民众期待的改变没有发生，他们依然生活在专制统治之下，依然是被奴役的对象。于连的悲剧，正是这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在一个不允许他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社会中，只能走向毁灭。

司汤达通过于连的故事告诉我们：制度的更迭不等于精神的解放，革命的胜利不等于奴役的终结。一个国家要想真正走出专制的阴影，不仅需要制度的变革，更需要思想的变革；不仅需要推翻旧政权，更需要培养新公民。